只有原初的状态,才是最好的状态。
与自然的天文相比,人类社会以故意的人文来改造人,从而实现天下政平。董仲舒将对儒家人道的合法性追问从圣人转移到苍天之上,似乎为儒家人道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。
这段话揭示了易学的生存论,即万物的变化首先产生于太极,然后出现两仪、四象和八卦。若后世作乐,只是做些词调,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,何以化民善俗?今要民俗反朴还淳,取今之戏子,将妖淫词调俱去了,只取忠臣孝子故事,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,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,却于风化有益。如孟子曰:逄蒙学射于羿,尽羿之道,思天下惟羿为愈己,于是杀羿。准则的确立不仅需要理性或理智,而且需要自主的个体的自由选择。这便是感应论的第三种形态即自主感应论。
物与自己之性相统一便是公道流行。朱熹曰: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,便自见得人与己一,物与己一,公道自流行。儒家一直主张至高神天信仰。
[59] 陈元煦:《玉皇大帝的由来及其信俗发展的原因》,1996年12月《闽台玉皇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》,第21-27页。见其日监之在兹,岂徒曰髙髙在上而已哉。苟所为一有不当,上违天意,下失民心,驯致所极,而天怒人怨,未有不危亡者矣。如民莫不穀,我独于罹。
降神环节用《高安》:在国南方,时维就阳。上帝无所不知,时刻都监查人间的一切。
(《尚书·皋陶谟》)皋陶认为,人间的规范、伦理、秩序都源于天,天是正当性的最高依据。在孔子被桓魋追杀时,对弟子说: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?(《论语·述而》)其勇气和信心就是源自对天的信仰。明宪宗成化十二年,皇上推广敬天之心,又于宫北建祠,奉祀玉皇,取郊祀所用祭服、祭器、乐舞之具。如明朝嘉靖二十五年(1546)同安知县王仲玉下车值大旱,祈雨辄应。
孔子、孟子、董仲舒等历代儒家先贤,都是天信仰的践行者。如果得罪了上天,祷告也没用。[63]长期的崇道政策,使得道教宫观寺庙遍布全国,其中几乎都供奉玉帝神像供人膜拜。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。
[45]在清代,帝王延续了历代汉王朝的信天、祭天传统。(《周易·观卦·彖传》)圣人,是对上把握天道、对下教化民众的枢纽,也是联系上天与民众的中保。
皇帝谨慎地祈祷上帝,希望上帝知道自己的美好品德。[29]如冬至园丘祭祀昊天上帝的礼制,有降神皇帝行登歌、奠玉帛迎俎酌献送文舞、出迎武舞武舞送神等内容。
然而,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皆由‘帝‘天观念演变而产生出来,[2]对至上神天天帝的崇拜和信仰,才是儒家宗教性信仰的基石与根本。祭拜很庄严,祭拜者要先斋戒沐浴,穿洁净衣服,外加礼服,祭拜的供品也丝毫不得染污。 [摘 要]天是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的至上神,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等儒家典籍对此多有记述。[42]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24,洪武十二年五月丁卯。玄宗时的雕塑家杨惠之,还制作了京兆长乐乡太华观玉皇大帝像。嘉靖十七年,皇帝更上皇天上帝泰号,于圜丘向上帝祈祷:朕祗于来月朔旦,躬率臣民,上尊皇天上帝泰号。
高远的苍天,如同人之父母。这种权利,尽管并非宗教自由,然而其在传统中国一直存在,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宗教权利。
尤其是圣哲,凡事都当敬天,顺天而行。神光四烛兮,休气伙颐。
可见,对至上神天的信仰,北宋君主一以贯之。[64]基层官员没有国家祀典那种祭天的权利,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,也会拜天祈天,成为基层社会天信仰的有力践行者。
[57]至此,对玉皇大帝的崇拜与国家最高祀典对昊天上帝的崇拜合而为一。理学家李光地认为:不修德则不能敬天,不敬天则不能遏恶扬善,退小人而进君子。[54] 田耘:《玉皇大帝的由来》,《世界宗教文化》1998年第3期,第41-43页。于是,儒家文化中的天信仰,以偶像崇拜的形式,在中国民间经久不衰。
孔子云: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(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)意思是:至美至大的上帝,你的光明普照大地。
参见牟钟鉴、张践:《中国宗教通史》(上)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3年,序言第6页。二、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,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西周时期,敬天就已经程式化,规范化,有正规的祭天礼仪。
汉儒董仲舒也是天信仰者。思诚者,人之道也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,视外在之天为终极实存。
[62]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260,嘉靖二十一年四月辛亥。祭拜的时间是每年正月初一日子时。(《论语·季氏》)在孔子心中,对上天的有敬畏,而且其对天的敬畏优位于大人和圣人之言。唐代,由于李姓王朝对老子的推崇,道教成为皇家宗教而兴盛起来。
[15] [元]吴澄:《吴文正集》卷35《瑞鹤记》,李申:《儒教敬天说》,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第183-184页。你监察世间万物,观看天下四方,洞悉民众疾苦。
在古代中国,这种信仰权利可以内在地行使,也可以外在地行使。清代康熙年间,知县杨芳声下车值天旱,苗槁,芳声跌足祷乞,甘霖立沛。
[56] 田耘:《玉皇大帝的由来》,《世界宗教文化》1998年第3期,第41-43页。[45] 《大明会典》卷82,郊祀二。